武汉某科技公司裁员风波中,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女工程师被移出工作群、停用门禁,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坚称其系“外包人员”。这场看似普通的劳动争议,因涉及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与“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工特殊保护的双重法律命题,成为2024年武汉法律圈高频讨论的典型案例。笔者结合近期代理的一起同类仲裁案件,尝试厘清其中容易被企业误读的法律边界。

案件事实并不复杂,但颇具代表性。2023年初,武汉某文化传媒公司因业务调整启动人员优化,设计岗位的李某(化名)收到口头通知要求“主动离职”。李某此时已怀孕五个月,拒绝签署离职协议。公司随即停止为其安排工作、停发工资,并主张李某系“合作设计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李某提起仲裁,笔者所在律所代理其一方。仲裁审理中,公司提交了一份《设计服务合作协议》,却无法解释为何李某长期固定打卡、接受考勤管理、按月领取固定报酬、参与部门例会且使用公司邮箱和工位。仲裁委最终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公司解除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孕期女职工不得依据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解除的规定,裁决恢复劳动关系并补发工资。
此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实践中,部分企业试图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但仲裁与司法审查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同时具备主体适格、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并从事有报酬劳动、劳动系单位业务组成部分三项要件的,劳动关系成立。本案中,李某的工作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接受考勤与绩效考核管理,报酬按月固定发放,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均明显,协议名称不影响关系定性。这一裁判逻辑在武汉中院2023年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亦有体现——该院明确指出,判断劳动关系应回归用工管理实质,企业不得以“外包”“合作”之名行用工之实。
值得企业法务特别注意的是,三期女工保护的强制性规范不因“事实劳动关系”或“书面合同缺失”而弱化。一旦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对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解除权即受到严格限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第四十条(无过失性辞退)、第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解除劳动合同。换言之,即便企业确因经营困难需要裁减人员,三期女工亦不得纳入经济性裁员范围。本案中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停止用工,实质上属于变相解除,仲裁委的裁决正是对这一强制性规范的直接适用。
从合规视角看,此案给企业至少三点警示。其一,用工模式设计不能脱离管理实际。企业若确需采用外包或合作模式,应在管理权限、报酬结算、业务独立性上做到名副其实,避免“假外包、真用工”的认定风险。其二,解除程序的合法性审查须前置。对三期女工的处理,企业应首先排除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适用可能,仅在劳动者存在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严重违纪等过失情形时方可依法解除,且需留存充分证据。其三,协商解除须真实自愿。以“优化”“劝退”名义施加压力迫使三期女工签署离职协议,一旦进入仲裁,企业往往因举证不能或程序瑕疵承担不利后果。武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2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涉及三期女工的争议中,企业败诉率超过七成,其中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与解除程序违法是两大主因。
回到更宏观的层面,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与三期保护的交织,折射出当前劳动用工领域形式合规与实质合规之间的张力。对律师同行而言,代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在于用工管理证据链的梳理——考勤记录、工资流水、工作沟通记录、业务归属证明等,均可成为击破“合作协议”表象的有力支点。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争议发生后寻求协议名称的抗辩,不如在用工之初即厘清法律关系性质,将合规成本前置。法律对三期女工的特殊保护并非对企业的苛责,而是基于生理特征与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企业唯有在用工管理的每个环节守住合法边界,方能在人员优化中避免踩踏红线。

